作为中国独立的社会结构思维而存在的，对艺术创作语言的独立性、创作思想的当代转换性、当代艺术史的跨越式接续有着现实穿透力的艺术家——仁·宽，同中国当代批评家、理论家一道，以蓄集着中国当代艺术前瞻性建设力量的“葵头”艺术形象，建构中国当代艺术颉颃之力、体系建设规导、史论书写权力性等当代性关键词，直面并着力撕破中国当代艺术“羝羊触藩”的迫阨之局！

　　中国当代艺术的独立建构，现已深涉于中国当代知识界面临的历史性文化格局转捩——中国“大传统”文化体系、儒家知识思想信仰、意识形态体系裂解后的重构；扭转对西方现代理论的误读、改造的被动；西方左翼人文思潮与当代中国学术现状的错位；被迫追随于西方“后学”主义和批判理论的强势话语权——仅凭项目驱动型、生产线式的、毫无独立灵魂的伪当代创作；＇85美术思潮、＇92新生代美术后的样式主义；撇开学术性，唯功利马首是瞻的市场跟风；甚或浓厚的“江湖”艺术风气，根本无力把握其自身所蕴含的深刻时代力量，也不能真正意义上超越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本身，在全球话语权的争夺中赢得发言权。而仅仅是谋划了一场国家主义式的象征性符号的统一表达。以至于中国当代艺术界呈现出一种“伪当代”“反当代”的状态，困陷于“羝羊触藩”的迫阨泥沼！

　　仁·宽撕裂“羝羊触藩”迫阨之局的“破局点”，正是艺术创作成熟期的代表作：大型系列作品《葵》！《葵》创立了独立而非臣服于体制规范的艺术话语——“葵头”！“葵头”艺术形象将仁·宽数十年艺术生涯所积蓄的创作理念、艺术思想，以极富生发性力量的语言上升至当代哲学的高度，锻铸了具有颉颃性的当代性力量，并为当代性转换提供了理论性的突破口，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生长注入催生之力！

　　早在2000年，仁·宽通过创作《徽居》《黄河》《故宫》等多个系列作品，攫取雄浑浪漫的中国古典文学性情怀；融贯传统文人画核心的政治理念及广义的哲学内涵，让作品蕴含深沉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精神象征。以此为基，仁·宽开始尝试将“葵头”——尚且留存着文人艺术精神实质和开放性艺术理念的符号，作为新系列作品的母题。

　　仁·宽《葵》系列作品分以下几个时期，2008年之前的“独葵”时期，每幅画面通常着重描绘一株决然独立在“大传统”体系崩塌后的废墟焦土之上的葵。2010年前后进入的“焚葵”时期，代表作如《大地之殇》系列作品4三联组画中，原本立于焦土废墟上的无边无垠的干枯葵林，已然焚烧，浓烟遮天蔽日。葵浴火过后，2013年起进入“葵头”时期。葵已然成熟，无茎秆的支撑，坠落于地。开始只有黄色、红色、蓝色的成熟葵头，醒目的躺在干枯的黑色葵头堆里。而后，即便是已经被烈日暴晒、烤灼过的黑色葵头，也可以独立的作为画面的主体。饱满硕大的金色、红色、黑色“葵头”或规则排列于史籍、学术文字之上、或无序堆积于冰天雪地的苦寒之中；或奋力挣扎于铜墙铁壁的阻抑之下、甚至被烈日焚干，零落成泥……

　　就自然属性而言，葵头是蓄集着百千粒葵花籽的强大生命力量，但这种力量在仁宽的艺术世界中，正在经受着画面中众多迫阨性势力的拮抗！不论是凝铸着胸中块垒郁结之气的沉郁色调，还是画面中凸显的森然欲搏、触感强烈的物象肌理：成熟的葵头、历史的废墟、文化的焦土、“千里冰封”“万径人踪灭”的旷野、铜墙铁壁的钳制、铁丝网的锁控，这些羁绊、束缚、扼杀“葵头”的拮抗之力，让“葵”的生存与发展，充满着斗争性。

　　作为艺术属性，“葵头”绝不仅仅是仁·宽个人唯心的、思辨的、精神信仰的对象化。

　　饱满硕大的“葵头”蓄集的是千万个独立的、具有生发性的当代前瞻性思想力量！蓄集的是当代艺术多元、开放的建设性和规导性力量。而仁·宽个人独立的当代艺术建设性语言、创作思想、价值标准，也是这葵头蕴含的千万粒思想种子中的一个！这个曾经一生都臣服于“中心”烈日光芒之下，一生都面朝这个独一无二的“中心”的葵头，而今在后全球化“去中心”时代文化格局的转捩点，却蓄集着吞噬“中心”烈日的磅礴思想之力！

　　以至于连创造他的艺术家：仁·宽的精神理念都一并咽下了——这让仁·宽自己都感到畏惧！因为“葵头”形象被灌注了强大的具有自我生发性的精神意念，获得了独立的强大生命力，一度脱离艺术家创作思想的宰控。似乎葵头随时都会崩裂开来，突破画面中“羝羊触藩”的迫阨困局，将千万个独立思想的种粒洒遍“后哲学时代”思想早已焚烧殆尽的荒野大地——这个“大传统”即传统知识、思想、信仰所支撑文化权力体系的全面崩塌，全面否定后的荒野大地；让饱含多元独立思想的千百粒葵籽生根发芽，让新的葵花傲然绽放在这片被烈日焚烧的荒漠之上！

　　这是仁·宽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真正经验着的迫阨和对拮抗性界域的观念性表达，是仁·宽将传统文人的“中心权力化”的政治理念、文化信仰转化为一种“去中心化”反思性，反对权威性话语权，坚持艺术认知主体的宰制力的语言表达。仁·宽称之为“批判的向日性”！

　　“批判的向日性”是阐释仁·宽《葵》系列作品的一大关键词！葵的自然属性特征在于“向日性”。这种向日属性，在仁·宽的艺术理念中要么是被迫依附于压制中国艺术已久的“话语权力中心之日”；要么是被迫追随于西方价值评判体系、西方艺术资本市场的“权力之日”；要么是大传统碎裂后，碎片化、无序化、江湖化、市场化、意识形态依附化的伪评判标准的“权力之日”。总之，中国当代艺术都有一个所朝向的权力之日。而仁·宽的葵头却并不朝向天空的某个权力之日，葵头自身就是拥有自我话语权力、拥有独立的语言、独立的思想观念的集聚体。主体的身份性或思想的自主性并不依附于物象本身，并不依赖权力制度，而自身便是合理性的存在。

　　葵头不会因离开了权力、脱离了物象，便失去合理性和合法性，失去进入当代美术史的资格。这种主体性外化自身的对象化，形而上的超权力性的创作思想之力贯通于仁·宽和“葵”二者。正如文人画中，儒家政治秩序规导、政治理念贯穿于文人主体与水墨山水。这便是阐释仁·宽《葵》系列作品的又一大关键词：独立的艺术主体性，即有着鲜明独立人格、自由理念性的文人艺术核心理念的接续。

　　独立人格指的是相对“政统”，文人主体有着独立的“道统”理念、知识信仰的人格；自由理念，即文人主体依托儒家思想完整而牢固的理论体系支撑，占据着文化的制高点：传统哲学。文人的思想不完全受制于“政统”或者“霸道”的制约而相对自主。这一主体性精神是弘扬、彰显个人内化的政治理念、政治理想。因而在传统美术史中，文人掌控艺术史书写权，文人画是“霸王道杂之”的文人这一矛盾主体的艺术形式显现。身兼道统与政统、文化话语权掌控者与行政官僚统治阶层等二元对立般的矛盾身份，却有着动态式的生长。

　　仁·宽正是在承袭文人核心艺术理念的符号性表达，在主体与作品的相互信仰之间，从思想到语言提升主体与作品的双重高度！将自己的当代艺术创作思想接续起了传统文人主体性及文人画的核心理念！

　　所以在仁·宽《葵》2018系列作品3中，葵自我权力化、自我中心化、自我思想化、自我合法化为“烈日”一般的金色之葵。自我权力化、自我中心化的葵，彰显了艺术家主体的艺术宰制力。自我思想化、自我合法化的葵，试图自我建设独立的艺术价值评判标准。

　　在第二轴心时代的多元文化体系框架中，仁·宽绝非抱残守缺于纯粹的文人艺术理论规导：“大传统”倒塌后，使得一些原本处于边缘的传统知识、思想、宗教信仰以极为肤浅和功利指向性的形式，取代原本的传统儒家意识形态对艺术的绝对规导地位，以一种“江湖性”的“小传统”的文化散碎片段，病化成了中国艺术前行的痼疾，顽固而迁延不愈！这加深了中国艺术史自晚清民国以来的持续断裂，中国当代美术史的接续性书写日趋苍白、无力，一众问题被悬置于当代社会之外。

　　仁·宽更非屈从于西方现代/后现代价值评判标准体系：自新文化运动、＇85美术思潮、＇92新生代以来盛行工具理性主义，更确切的说是政治的策略性。这种策略性即艺术创作的合理性来源是西方现代艺术形式和创作观念、哲学思潮以及中国社会的特殊时代语境。对于中国自身艺术史的当代接续上，都未能在文人艺术的核心理念、核心价值上有所触及。

　　仁·宽笔下的“葵头”果断的越过＇85美术思潮、＇92新生代美术阶段，直接接续中国美术史断裂的关捩点——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正是仁·宽《葵》系列作品的第三个关键词：艺术史的跨越性接续。

　　《葵》昭示着仁·宽走向与迫阨中国当代艺术的拮抗之力相颉颃的创作之路！并且在这条“葵路”上一走就走了17年。17年间，仁·宽以独立的创作思想为烈焰，以“葵”为锻铸之锤，冶炼中国当代艺术的当代性。

　　就仁·宽《葵》2018系列作品的“当代性”而言，由于深知中国当代艺术自身缺乏建构之力与建构性成果，才会造成学术上的悖论，即本土自主与西方主导的国际性语言的矛盾。仁·宽自己在突破西方成熟的现当代语言架构上，也是殚精竭虑，百转千回方蓦然回首。

　　因而仁·宽《葵》系列作品首先不是重复前代艺术家的写实性语言。艺术史单向书写已经终结，艺术语言的探索形式也已经终结，无论是纯粹写实性语言还是纯粹抽象语言都不在中国艺术“当代性”的范畴之内，与中国当代艺术无关！

　　“葵头”真正生发出来的，是具有独立性、衍生性的艺术关键词和具备多向分化潜能的视觉叙事路径。对此仁·宽一面对文化根源性力量进行批判性攫取，以获取当代颉颃之力。一面借助西方艺术的“他山之石”，互不为牢、互为堂奥，展开对西方现当代艺术的逆向影响。

　　其二，仁·宽绝非延用、引用或改造传统图像，如文人画的图式、中西方文化艺术符号。仁·宽更不会肤浅的将传统与当代、西方与中国的艺术元素并置融合在画面中，以形成所谓的个人艺术风格、修辞方法的僵化样式主义，这是伪当代性。早在“独葵”“焚葵”时期的作品中，仁·宽就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气魄与风华倾情灌注每一株葵身上，不着天地，绝世独立，睥睨生死，立象尽意。将“葵”与主体贯通于超世与入世的独立审美境界中。

　　其三，仁·宽的作品描述的“当代性”也是一种权力性的获得。需要在作品与主体的互助互融之中，重获艺术史书写权，拥有书写权的中国艺术，自然有能量自我生发出具备与西方话语权争衡的艺术作品！因此仁·宽以对象化的批判性：“批判的向日性”，自画内直接延伸至画外的主体，即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却从未出现过在任何一幅画面中的灼烧葵头的烈日。让画面中阻抑、扼杀“葵”的拮抗之“日”，从不出现在画面之中，因为被批判的“烈日”正存在于当代现实中，是真真切切迫阨中国当代艺术现实发展的拮抗之“日”！——我们会不由得举目望向头顶的烈日，而后环顾四周：《葵》描绘的充满着迫阨的艺术世界，真真正正的是每一位观者立足的现实世界，不由得然人不寒而栗……

　　其四，对历史文化的反思上，仁·宽也不同于德国表现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艺术家对现实文化问题的策略性回答。因为《葵》立足的是转捩的时代，是不容退避于全球政治、社会结构的风云激荡和主导性思潮的更替之外的大格局时代，因而仁·宽必须具备社会现实参与精神。而这一精神构成了中国艺术再解放潮流和当代艺术的生成之力。

　　摒弃对传统的语言媒介问题本身的纠缠，将缺乏时代艺术灵魂的图式躯壳拒之门外。“葵头”这一更具建设性的艺术形态无疑成为当代的一种文化表征。

　　仁·宽不论是对于传统艺术美学观、价值标准与当代人、当代社会关系问题的探讨，还是对现当代纯粹学术化道路的坚守，以及对秩序化的现代视觉图式和昂扬的独立思想求索。作品中贯注的当代文化理想的精神气质，都是避免单纯的以当代形式和语言诠释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审美思想。仁·宽的艺术创作与处于转捩期的时代社会境况吻合，让传统媒材、传统美学思想与后全球化时代构成一种大格局的、权力性的对应关系。方能对传统艺术史“断裂”后，当代艺术史书写的接续性；中国艺术创作观念的当代转换性；中国当代艺术独立价值评判标准的开放建设性；当代美学思想与知识信仰背景的重塑性；世界多元文化格局的权力介入性；国际话语权力的争横性，有实质建设：仁·宽的创作思想透导传统内源性，时刻彰显着一种力，一种打破转捩期的时代格局、后全球化下权力干预的拮抗之力！（完）

2018年5月于北京